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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面對災難的方式

來源:澎湃新聞 | 宗城  2020年02月19日15:52

在完成《戰爭中沒有女性》一書后,很長一段時間,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不敢正視由于磕碰而流鼻血的孩子,因為那會讓她想起流血的往事,那些因戰爭而永久留下創傷的人們。為此,她曾說自己以后不再書寫戰爭。

但她食言了。哪怕需要克服生理和心理上“防痛儲備力”的日益匱乏。寫作,是一個作家直面自己情緒的本能選擇。對于阿列克謝耶維奇,苦痛折磨她的神經、戰爭的壓抑令她不適,但作家和記者的雙重身份令她難以回避苦痛和壓抑。

于是有了紀實文學作品《鋅皮娃娃兵》。

顯然,這一次她又不得不直面記憶中的“悲劇”,個人的,群體的,時代的,有關一場戰爭,有關一次失敗。官方記錄依然將失敗看成過程中的小風小浪,無論戰事如何,他們高明的書寫者總能將結果化為勝利,畢竟“勝利是唯一的,偉大的體制不會有失敗”。但阿列克謝耶維奇清楚,這種虛偽的做法,其實際不過是對悲劇的二次褻瀆,文學沒有理由夸張悲劇,也不應該以崇高之名玩弄悲劇,悲劇就是痛苦,書寫悲劇首先應嚴肅對待悲劇。

《鋅皮娃娃兵》中,阿列克謝耶維奇是記錄者而非創造者,她記錄阿富汗戰爭中前蘇聯一方的軍官、士兵、護士、妻子情人、父母、孩子的血淚記憶,或是講話,或是信件,或是個人的傾訴,而很少摻雜她個人的論述。

阿列克謝耶維奇帶著懷疑的目光走進戰場,她的筆觸也流露無法抹去的懷疑情緒。這一點,從小標題就可見一斑:

《我們好像已經是死人了》《為什么逼我回憶》《如今我什么也不信了》《人死的時候完全不像電影里那樣》《我在那邊殺過人嗎》《人身上能有多少人味》《難道我能說“我懷疑”》《什么是真理》《為什么我要忍受這么大的痛苦》……

或者,與其說這是作者一人之懷疑,不如說,這是她整理所見所聞,在刻畫一個群體的懷疑、一個時代充斥于人心的懷疑情緒。這種情緒在從阿富汗戰場歸來的人們心中揮之不去,但他們又難以痛陳直言。而對阿列克謝耶維奇,她愿意為沉默者發聲,紀實文學是她最好的載體。

前言中,她就引用了蕭伯納的名句——歷史會說謊。細化來說,是價值灌輸會說謊、前蘇聯官方記錄會說謊。于前者,是維護前蘇聯官方價值判定者對參戰的鼓動,將其冠之以崇高的帽子,以至于混淆侵略戰爭和自衛戰爭、反侵略戰爭之分。對公眾一遍遍開著喇叭:“為信仰而戰、為了完成自己的國際主義任務,士兵在戰爭中自我升華……”于后者,是報紙上“高奏凱歌”的文字,是多么強調發動戰爭者修復和新建了多少學校、醫院、馬路、住宅,對當地百姓給予何等關懷,以至于將血肉模糊的郊野枯骨圖偷天換日成簞食壺漿的盛況。

阿列克謝耶維奇所在做的,是通過作品告訴讀者一件直接明了的事——戰爭的實質是毀滅。毀滅物質財富,毀滅精神堤壩,毀滅崇高的價值判斷,毀滅扭捏作態的意識形態話語,血淋淋地將人們滋長的絕望、矛盾甚至于行尸走肉般的情緒像一條條腸子般撕扯出來,然后面不改色地將腸子放在戰場上供裝甲車碾壓。

例如,士兵們選擇開槍的心境。宣傳會不吝筆墨渲染它們在那一瞬的心理話語,信仰打敗茍且、正義感斥退恐懼……英雄存于世,但到底是很少很少的,焉論那些被“逼”上戰場的“小人物”,有時候他們才是大多數,未必崇高,但足夠平凡,而歷史的主體恰是平凡的大多數構成。遺憾的是,出于種種原因,這類人在戰場上的心境卻被刻意隱去,或者拔高扭曲入英雄情懷的語境。

“你得先開槍,然后再查明情況,被打死的是婦女還是嬰兒……人人都有自己的噩夢……”

“軍官很年輕,當他得知他的一條腿被截時,便哭了。他長得像個大姑娘,皮膚粉紅白皙。起初我害怕見死人,特別是沒有胳膊沒有腿的死人……后來習慣了……”

“若當了俘虜,他們先砍掉他的四肢,然后又把砍斷四肢的地方用止血帶包扎起來,免得流血過多死了。他們就這樣把人扔下,我們的人把他們找回來時,是一堆一堆的肉。那些人想死,可是硬是被治療。”

類似的話語,在書中處處可尋,幾乎是大多數回憶者共同“體驗”,盡管并不崇高但卻真實的體驗。這種體驗帶來的心靈創傷,是不會因為戰爭結束就瞬間治愈的,他可能會伴隨親歷者一生。

“戰爭留給人的‘精神遺癥’遠比戰爭本身可怕。”

別爾嘉耶夫說:“我從來不屬于任何人,我僅僅是自己的我。”當置身于狂熱的群體當中,被集體話語所籠罩的個體,很多時候往往無法僅僅是“自己的我”,困于人潮而被迫跟隨人潮。甚至于,有的時候他認為是自我選擇的,恰是群體話語長時間內對他的潛移默化。“個體習慣了充當群體的工具”。

阿列克謝耶維奇在創作《鋅皮娃娃兵》的過程中,始終堅持著平視的視角,她執著于為“被靠邊站”的群體書寫,基于個體而非群體的立場上,發表自己的懷疑。故而她的作品并不讓人感覺盛氣凌人、高不可攀,讀者能從中感受到一種如鄰人般的親切善意。

她以及她的許多勇敢的“前輩”,他們未必知曉答案,他們不提供真理。但他們能夠懷疑外部世界、懷疑自身,對待悲劇,他們虔誠地像一個教會里的信徒,以至于他們萬不敢動以輕浮的念頭,也不愿意僅僅將悲劇一廂情愿地歸咎于一兩個所謂代表。

就像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所說:“她的復調書寫,是對我們時代的苦難和勇氣的紀念。”她的勇氣,絕不只是奮筆疾書所能囊括,為完成《切爾諾貝利的悲鳴:核災難口述史》一書,她花了三年時間采訪這場災難中的幸存者,救援人員的妻子、現場攝影師、教師、醫生、農夫、政府官員、歷史學家、科學家…………一如很多偉大的事業,總需要當事人處于不間斷的精神高壓之下,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每一次書寫,都承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精神壓力。

如今,切爾諾貝利事件已不需贅述,近400萬人受到輻射影響,超過336000名居民被迫撤離。關于此事為何發生、危害為何如此深重,學術界已有大量分析。在《切爾諾貝利的悲鳴:核災難口述史》中,口述者們為我們展現了現場的真相。

當工程師克哈諾夫去到隔離區,他發現切爾諾貝利的農民依然在種地,婦女依舊在哺乳,孩子們一如既往地坐在沙坑里玩耍。食物被放置在露天環境里,它們已經稱不上是食物了,而是輻射污染的副產品。

學者胡泳在閱讀此書時注意到一個細節:“在切爾諾貝利,一些工作人員在工廠死去,因為他們沒有被下令離開。一個救治切爾諾貝利兒童項目的負責人說:‘那個偉大的帝國瓦解了,四分五裂。首先是阿富汗,然后是切爾諾貝利。當這個帝國倒下后,我們發現自己一直都是一個人。’”

抵抗謊言,學會記住,這是阿列克謝耶維奇留給讀者的啟示。當災難發生時,這位女作家以身作則,告訴她的同行們應對災難的方式:當災難來臨,身為作家,不要躲進歲月靜好,遠離生活艱巨、復雜乃至不那么美好的一面。作家不是一個高人一等的身份,他是常人,是農民,是工人,是正在承擔生活重量的一員。因此,作家介入現實,關心公共議題,是關心別人,亦是關心自己,因為作家無法置身事外,那些突然降臨他人的悲劇,作家也會承受,區別只是概率和時間順序。如果作家不把人們當回事,人們也不會把作家當回事,作家要躲進歲月靜好,在小樓里做自己的畫,人們就會遺忘作家,由他做自己的藝術。可是,藝術之所以為藝術,并不在于它纖塵不染、遠離現實,而是作家親自參與劇烈的生活后,從中提煉出永恒的特質。

因此,去參與,去記錄,去成為抵抗謊言的共同體的一部分。或許,生為凡人,的確虛弱、無力,如螻蟻一樣渺小,但是也請不要忘記,在這個世界上,我們降生,我們活著,我們掌握言說與行動的權利,這本身就是一種高貴,是生而為人的尊嚴,因此要捍衛這份尊嚴,履行個人的責任。加繆在《鼠疫》里寫道:“同鼠疫做斗爭,唯一的方式就是誠摯。”這句話的后面是:“我不知道誠摯通常指什么。但是就我的情況而言,我知道誠摯就是做好本職工作。”

曾經有人問及阿列克謝耶維奇,為什么她總是寫悲劇?她回答道:“為什么總是寫悲劇?因為這就是我們的生活。現在我們住在不同的國家,但是前蘇聯遺民無處不在。他們來自同一個國家,曾擁有相同的生活,有著相同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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