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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獨家訪談|笛安:我把愛情當做給主人公的美好禮物

來源:中國作家網 | 劉秀娟  2020年02月23日07:26

笛安參加中國作家網“文學的力量”系列短片拍攝

2003年,20歲的笛安即在《收獲》發表處女作《姐姐的叢林》。十多年過去,從首部長篇《告別天堂》到 “龍城三部曲”,笛安和她的愛情故事、城市生活,成為新世紀青春寫作的重要風景。2018年,《景恒街》由第11期《人民文學》首發,并榮獲當年度的“人民文學獎?長篇小說獎”,這也是該獎項設立以來,首次頒發給“80后”作家。“笛安的轉型之作”,讓無論是評論家,還是笛安的“粉絲”,都意識到他們熟悉的笛安有了明顯變化。去年,燥熱的八月,在“景恒街”附近的國貿商城,笛安應邀參加中國作家網“文學的力量”系列短片的拍攝,坦承地、深入地和我們聊了聊她的寫作。“世故里含純真,功利中有體恤,筆致輕盈而肌理結實,情感細膩而理性清明”,這段授獎詞很貼合笛安現在的狀態,少了年少的橫沖直撞,多了一份對人世艱難的理解;對愛情的理解和感受發生了變化,但是,對愛情本身的熱愛與執著卻從未改變。

笛安接受記者采訪

從自我表達到虛構世界

中國作家網記者:我讀的你的第一個作品是《莉莉》,那時候你還在讀書。

笛安:2007年。對,還在讀書。

中國作家網記者:《莉莉》讓我覺得驚艷,它把一個很復雜的愛情主題,甚至是哲學的話題,用那樣一種非常清純的、非常簡單的類似童話或者幻想小說的方式表達出來,對我來說很有沖擊力。當時為什么選擇童話的方式去表達?

笛安:《莉莉》之前,我已經發表過其他作品,也寫過兩個長篇。2007年,我當時大學剛畢業沒多久,但在寫小說這件事情上,多少積累了一點點經驗,有時候想的也不是特別多,我當時只是想借一個故事講背叛,我的設想是它里面會有背叛,因為背叛發生了,兩個人之間又沒有辦法說清是原諒還是不原諒,需要怎么樣,是不是要懲罰,非常復雜。我用現在的眼光去看,其實當時我20歲出頭,我好像講的是人生況味。我想寫一個女人的半生,但如果你把這個故事變成真正的人類,從小女孩到少婦,就沒什么意思了,所以才用了一個像童話一樣的形式,講了一只獅子和打死了它媽媽又把它養大的獵人之間因緣際會的故事。

角色關系變成了這樣以后,無形中會有更豐富的東西,其實我真正想寫的、我感興趣的,包括到現在為止,我所有的小說或者說80%以上的小說,其實是想傳達出一種命運感。

中國作家網記者:從最初到現在,你覺得自己在創作上有沒有比較明顯的變化?

笛安:肯定有。

中國作家網記者:最重要的變化體現在哪兒?

笛安:因為我現在對寫作這件事情的理解與十幾年前是有本質差別的。寫《莉莉》的時候,主要還是想抒發一點自己的感受,還是以自己的感受為主,從自己的感受出發,以及表達自己對世界的看法。這是早期寫作的一個基本動因,我相信基本上是所有作家最初寫作的因素。

中國作家網記者:先從自我經驗的表達開始?

笛安:是的,最開始都是因為這個。當然,也不是所有的作家,比如米蘭?昆德拉就是一個好像對表達自我沒什么興趣的作家,我不知道他最開始是怎么樣寫作的。但對我來說,最開始肯定是我要表達我自己對世界的一種觀感,但是慢慢的,我開始覺得,只表達自己這件事情其實沒什么意思,因為首先你想表達的那個事,其實沒有你自己原來以為的那么特別,這是時間教會我的一個基本的道理。后來我就開始思考,那對于我來說,當我沒有什么興趣再去表達自己的時候,寫作變成了什么?

每一個小說都是虛構。所謂虛構其實也是有章法的。對于我來說,我的興趣點是如果要我去構筑一個世界,那個世界應該是一個什么樣子。那個世界里面的一草一木,這是小事;那個世界整個力學上如何支撐,這個就是基本的大事。

中國作家網記者:完整的小說世界的構架?

笛安:對,對我來說現在就變成了一個這樣的東西,那至于我怎么想,我怎么看,我作為作者本人對世界的感受是什么樣的,我覺得就沒有那么重要了。

中國作家網記者:那我可不可以理解為,在你原來的小說中,小說中的敘述者和作者本人,有一種精神或者情感上的一致性?

笛安:對。

中國作家網記者:但是在你現在的小說當中,“自我”會有一種鈍化。

笛安:越來越少了。

中國作家網記者:有的時候你并不太能左右人物,還會被人物的情感、邏輯牽著往前走,跟自己很較勁?

笛安:較勁的過程其實一直有的,但我現在對于人物的那個參與度其實沒有以前那么高了。

中國作家網記者:就是會特別按照這個人物應該有的邏輯來寫?

笛安:對,我以前會把我自己投射到某個人物上,現在這些年其實越來越少,我覺得可能還是跟時間有關系。隨著你對寫作的理解發生變化,以及你在這件事情里面的樂趣不一樣了以后,這個東西就會不一樣。

愛情是生活的饋贈

中國作家網記者:《景恒街》出來之后,大家都非常關注,也獲得了2018年度“人民文學獎”的長篇小說獎。你平常對互聯網這個行業就很關注嗎?當時是怎么想到從這個領域去展開故事的?

笛安:其實我一開始只是想寫一個戀愛故事。這個小說在我當時的設想里,它就是8到10萬字的小長篇,我就要求自己寫完一段愛情的起承轉合就夠了,我沒有想到它后來會變成這樣。當然了,當時我在北京已經生活了差不多8年,我用了8年去了解、去接近這個城市,我也有點想寫一寫我眼里的北京了,或者說,北京是一個最合適的發生故事的場所。

這些年,我生活里確實是有類似的一些經歷,這個經歷會讓我覺得很有意思。比方說在2011年的時候,你很偶然地跟一桌人吃飯,大家互相認識了,過兩年,就是其中的某一個人,你會在財經雜志里面看到他,就是機場買的一份雜志,你看,這不是那個人嗎?那個人變成一個財經雜志會去關注的所謂 “互聯網新貴”。然后再過兩三年,又聽朋友聊天,這個人去哪兒了,他的境遇又有了非常大的變化,非常大的起落,你在其他行業里面很難親眼見證這樣一個戲劇性的改變。

中國作家網記者:風起來了,風過去的那種?

笛安:對,比方說曾經你會經常見到的哪個刊物的記者,辭職了兩年,突然一天變成一個呼風喚雨的自媒體“網紅”,我們生活里都有這樣的經驗。當這種個體命運特別戲劇性的起落在我身邊發生,且不是一個兩個,而是經常能夠聽到,不一定是認識的人,但是輾轉聽到的時候,對我來說是會有一種觸動。我會想,一個什么樣場域,可以去表達我這些年所感受到的這種動蕩?我選了互聯網行業。不是我對這個行業有多么熱愛,我只是覺得它對我的男女主角來說比較適合去講這個故事。

中國作家網記者:所以在《景恒街》里面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愛情還是占著非常主體的地位?

笛安:對,因為我原本的想法就是這樣的。

中國作家網記者:或許這就是一個有意思的小說帶給作者和讀者的“意外”。在作者希望讓讀者關注的那個主體之外,我們發現了打動自己的另一個主題。

笛安:對。我那個時候看到過一個財經特稿,是關于移動互聯網創業者的深度報道,寫得特別好。特稿里面寫成功的人,也寫一直在失敗的人,在別人看來,像一個笑話,就像西西弗斯那樣,不停地推石頭上山。

里面有一個細節,當時特別觸動我。說有一個App,有過一段好的時候,那個老板本人被曾經的這些好時光鼓勵過,后來周轉不行了,公司再也融不到錢了,但是他們想撐一段時間。你知道,我們下載一個新的App的時候,它會給新用戶一個非常小額的紅包獎勵,比如說一塊兩塊,當時他們在最艱難的那一段時間,這個新用戶的紅包獎勵綁定的其實是他老婆的信用卡,這個細節當時讓我特別心酸。那個作者就寫,你看,其實每一個新用戶不會知道,這個一點點的新用戶的紅包獎勵,真的是一個家庭實際的支出。我當時看到這句話很感慨。你不能說這個人只是因為想成功,我覺得這個特別復雜,就是一個個體的那種光榮與夢想,在此刻的艱難堅持。

所以當故事有了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我就想要在小說里面去表達,而我的男主角一定是一個失敗者,因為一旦他真的功成名就,那他們之前的那個愛情故事就沒有意義了,他一定是一個最終會失敗的人,有過成功的幻覺,然后想要抓住,最后又失敗的人,這是我當時想寫《景恒街》最基本的動因。

中國作家網記者:處理《景恒街》這種成年人之間的愛情,你覺得和你之前小說的那種少年之愛,有什么特別不一樣的地方嗎?

笛安:你過了三十歲談戀愛跟十幾歲的時候肯定不一樣。我倒不認為人越年輕感情越純粹,我覺得不是這么回事,但是有一點,我當時寫《告別天堂》的時候,我所有的沖動都特別合理,你隨便任性沒關系,因為你年輕,其實年輕人自己都知道這件事情,這就是有時候年輕人不討人喜歡的地方。他知道自己可以被原諒,所以《告別天堂》里面那種年輕的愛情,那種橫沖直撞,其實內心還是允許了自己。比如說16歲的時候,我看張愛玲的《傾城之戀》,不覺得這是一個愛情小說,你會覺得這是一對成熟的男女,互相對彼此有所需要。

中國作家網記者:都有算計?

笛安:對,都有算計,然后因為一個大事來了,他們在一起了。但是過了30歲以后,我再看這個小說,我就知道它就是愛情,如果沒有愛情,不會半夜里,范柳原給白流蘇打電話說,你的窗子里能不能看得到月亮?在那個時候我就明白,原來時間會給一個人帶來這么大的改變,時間會讓你理解很多以前你根本就不屑的東西。對我來說《景恒街》就是一個這樣的小說,我想跟我自己有個交代:我現在終于理解了,為什么范柳原會對白流蘇說,你能不能看到月亮?這就是小說里關景恒跟朱靈境的實際關系,確實沒有那么純粹的東西,而且他們倆感情的每一步起落,實際上都跟一個App有關。

中國作家網記者:現在其實真正的去探討愛情本身的小說,反倒不是那么多。

笛安:對,我總覺得現在年輕人都不喜歡談戀愛了,我覺得這個事特別可怕,真的,我覺得你要連這個事都覺得沒有樂趣,那可能真的是生命的“荷爾蒙”在降低,對整個人生的熱情度在降低。這可能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比如年輕人現在的壓力比我們上大學的那個時候要大得多?我也不知道。

當然了,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人生,各有各的活法,也許你在別的事兒上有特別傾注特別狂熱的東西,但是對我來說,即使我不是每本小說都是以愛情為敘事主體的,但是當我寫到它,我都是把它當做給主人公特別好的禮物,就是因為我覺得它本質上是一件能令人高興的事。

文學撕開精神縫隙,故事共享人類秘密

中國作家網記者:就像你小說里面寫的那樣,互聯網也好,各種各樣的APP也好,我們的外部環境在深刻地改變我們的內心,包括情感的、倫理的,當然更不用說家庭的、社會的種種關系,我們會感覺到一種難以言說的慌亂和碎片化,所以這些年我們會特別強調文學閱讀和精神生活。你怎么看當下的文學閱讀狀況?

笛安:其實我個人覺得,從業者眼里的文學跟讀者眼里的肯定是兩個事,那二者有沒有交集的時候?有。但是你去跟讀者解釋清楚文學這個事,還得靠故事,這個很玄妙,如果今天的讀者覺得你沒有一個能吸引他的故事,他就是不會看。

有一次我被一個小學邀請給一群四年級的小朋友做講座,我當時挺發愁,從來沒有給這么小的孩子做過講座。跟他們聊什么呢?最后我打算說故事,因為是面對小朋友。

在我眼里,好故事是什么樣的呢?我們現在一起想象一件事:假設你自己就是主人公,你和一群勇敢樂觀的小伙伴坐著一艘船去找寶藏,途中有壞人,要搶走你們的寶藏,你們齊心協力把壞人打跑了,最后勝利凱旋而歸,這是一個故事。我跟他們說,這個故事講得很好,從頭到尾的每一步,起承轉合都講得很好,這就是“迪士尼”,而且可能是老一點的“迪士尼”。這是我認為的第一種故事,就是會很好聽的故事的一種模型,小朋友們聽到這一層面他們都同意。

我說現在開始第二個模型:還是一樣的,你是主人公,你和小伙伴們坐著一艘船,團結勇敢,去找寶藏,壞人來搶了,但是你發現,壞人有壞人的理由,所謂的壞人,他有必須拿走這個寶藏的理由。我說你們這個時候能不能跟我一起想一想,會有什么理由,讓他們必須把這個寶藏拿走?

這個會有各種各樣的可能,這個時候你作為主人公需要想辦法。有一個小朋友就說,也許你們把這個寶藏帶走了,他們住的島就會沉沒,他們所有的人都會死。我說你提的這個情節就非常好,因為這就是給主人公設置困境。我說那好,現在你要怎么辦?你是把寶藏拿走,讓他們死,還是想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Happy ending”之后,我說這其實就是絕大部分成功的商業片的故事,我們絕大部分的讀者也好,觀眾也好,接受度到此為止。

大家還都在想著怎么能不讓他們死。只有一個小孩,說我不管怎么樣,我要把這個寶藏帶走,因為這是我的任務。我說也行,這個我不做任何道德評判,這也是一種選擇。當時有一個小姑娘,她說,可是如果我真的不管他們的死活,把這個寶藏帶走,我不就成了反派嗎?我說這就是第三個故事的模型。

第三個故事還是照樣,你們一起去找寶藏,你們到了這個島上,有人來搶,然后你聽說了這幫來搶的壞人搶寶藏的理由之后發現,你從小知道的都是錯的,你從一開始來找寶藏的時候就是錯的,你終于知道了這件事,而且你發現你的朋友都知道,只有你一個人不知道,我說這個時候你怎么辦?我說這樣的困境我們就把它稱之為文學。我給9歲、10歲的孩子,我只能這樣講,我就告訴他們說,這就是文學,我們大部分文學作品里就在討論這件事,這就是一種精神上的東西:一個人開始發現自己的處境不再像以前自己堅信的那樣,這個時候那怎么辦?這就是開放式的東西。其實大部分讀者和觀眾在看一部小說或者電影的時候,他是不愿意面對這個的,而這就是我們的商業片為什么面對這樣的故事會特別小心。商業片不能這么做,但是文學可以。

有時候很難用通俗的概括性的語言去闡釋文學是什么,可能是你探尋自己精神內部時,你開始覺得不安時,你開始不太相信以前固有的一些東西時,文學就是制造那個小小的縫隙,有可能慢慢、慢慢裂開的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給了你一種非常好的體驗。這個非常好的體驗,是指你觀察它的時候,可能精神上有獲得。

跟那幾個小朋友,我還說,假設你在你們班有一個特別好的朋友,他的生日快要到了,你給他親手做了一個禮物,你特別高興,對吧?結果他生日那天開派對請了全班的小朋友,就是沒有請你,你是不是很生氣?你很憤怒?你覺得你自己被背叛了,對不對?那么好,我現在要求你寫下來,把這個表達出來,但是你要知道有可能看你這個故事的人早就是個大人了,他早就忘了小時候過生日是怎么回事;或者他有可能來自貧困山區,從來就沒有過生日派對。這都是有可能的,你不知道是什么樣的人在看你的故事、在分享這個經驗。那這個時候怎么辦呢?我說也許有的人就會寫一個我們剛才說的那個第三個找寶藏的故事,他在冒險途中,他發現他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一件事,就他不知道,原來他們是壞人。我說如果你寫了這樣一個故事,我保證所有的人都能理解那種被背叛的感覺,這就是故事的力量。故事就是我們人類千百年來在人生經驗中,提煉出來的最大公約數,可以保證盡可能多的人分享一樣的經驗。

對于我來說,我為什么能覺得自己的工作是重要的,其實也是因為這是一個在延續人類共同經驗的手段,這是寫故事的人的使命。

寫作讓我從內心深處感到幸福

中國作家網記者:你小時候,蔣韻老師和李銳老師他們帶給你的這種文學氛圍,包括你自己很早就嶄露的文學才華,會讓你和周圍的同學不一樣嗎?

笛安:我小時候沒什么才華,當然了,在我上小學之前,我識字是比較早的,就是這一點。

中國作家網記者:那從什么時候你開始覺得自己有一種寫作的才華?

笛安:應該是十六七歲以后,但是那個時候也不太確定,就是覺得好像我在寫作的時候能夠特別自由。

中國作家網記者:你發現你和寫作、文學之間這種呼應的時候感覺到欣喜嗎?或者當時覺得這件事情特別美好?

笛安:有美好的瞬間,但是真正開始寫一部處女作的時候,就會覺得把一個作品寫完真的不能靠瞬間的快樂撐著,大部分時間都是苦的。當然你有那種特別得意的時候,可是那些都是瞬間,剩下的時間里面都會覺得特別艱難。

中國作家網記者:你一般是怎么去克服這種焦慮或者艱難,繼續推動這個故事?

笛安:沒辦法,就是熬過去,熬不過去,你自己就先停一段時間,但是最終還是必須要熬過去。

中國作家網記者:父母的作品對你的影響大嗎?

笛安:談到我爸媽,很多人真的都有非常深刻的誤解,他們覺得我是一個書香門第的孩子,其實不是的,我真的覺得我其實是兩個“文青”養大的孩子,那是不一樣的,真的不一樣。

中國作家網記者:我第一次聽人把李老師和蔣老師定義為“文青”。

笛安:他們有一個三四歲大的女兒的時候,就是這樣,他們的狀態……你要知道,不是現在的他們,而是我三四歲的那個時候。因為我媽媽剛剛從大學里出來,她也是剛剛開始寫作,而且也是她又青春、又意氣風發的那一段時間。她跟我說,80年代,家里有電話的人非常少,又是中國整個文學非常繁榮的時候,比如說我們學校里面有一個特別會寫小說的人,然后隔壁城市有另外一個比較會寫小說的人,大家都聽說過,兩個大學的文學社就可以完全在沒有通知人家的情況下,一堆人騎自行車騎幾十公里跑到隔壁城市的大學,去找這個人,只要自報家門,馬上親如一家,去喝酒……那是我媽媽記憶里一個特別美好的時刻。

但是你要想象,如果這樣一個人,有一個小孩的話,那個會大打折扣,對不對?但是我覺得,我父母他們讓我知道一個人去從事創作工作是很有意義的,至少可以讓你的生活變得很有意思。父母教你讀什么書,或者告訴你什么東西是好作品都在其次,真正的、最大的影響,其實是在他們自己面對這個事情的時候,那種投入和樂趣感染了我。

包括他們的朋友。我記得當時我爸媽的文友一起來家里,我喜歡聽他們說話,我覺得他們講別人壞話的時候都很好玩,能講得特別生動,創作這個事情能讓你的人生變得有意思。在我很懵懂的時候,就植入了這么一個很模糊的想法。

中國作家網記者:那對你來說,你的創作,比如去處理一個題材的時候,你的文學經驗、你的借鑒更多的來自哪里?

笛安:95%來自于閱讀。

中國作家網記者:閱讀的趣味和傾向是什么樣的?

笛安:是這樣的,我覺得在你沒有意識到的時候,讀過的作家特別容易給你影響,而且我說的這個影響就是最具體的層面上、技法上面的影響。其實在寫作的技巧上給我影響特別大的有這么幾個人——我覺得說出來這個組合有點奇怪——張愛玲肯定算一個,因為我看她的書太早,我十二三歲,還完全不知道她在寫什么的時候,我就已經是她的讀者了,但是這個直接導致后來到二十幾歲寫長篇、寫場景的時候,我發現我非常執著于在兩個人對話的那種小細節里面去推情節。二十多歲以后,我再重新去看張愛玲的小說,比如《紅玫瑰白玫瑰》《第一爐香》,我才知道,這個東西是我小的時候,在完全懵懂的、沒有意識到的時候,跟張愛玲學的,這個時候你能意識到,你會感激她。

還有一個是納博科夫,他絕對是一個我要感謝一輩子的作家,因為我在開始寫小說之前,我看了他的《洛麗塔》,拋開這個小說的內容,單純在寫作的技巧上,真的是給予我特別大的影響。他直接教會了我怎么去切換場景,在單位字數里,你要說一件事的時候,用什么辦法去營造一種張力,包括敘事的節奏也好、緊張的觸感,等等。要盡可能的在一段話里交代足夠多的信息量,而且是巧妙地交代,這些全部都是納博科夫教我的,是《洛麗塔》教我的。

有的時候有一些大師級的作家,他在那兒是用來仰望的,但是你不太容易直接能跟他學到什么,我覺得加繆就是這樣的作家。

中國作家網記者:那中國的當代文學里面,有沒有您欣賞的作家?

笛安:我想想。其實我挺喜歡我爸爸的作品的。

中國作家網記者:那我有一個問題了,你更喜歡李銳老師的作品還是蔣韻老師的作品?

笛安:不太一樣,這個沒什么難回答的。因為我覺得我媽媽的小說,可能在情感上給你提供的東西更多一點,她的小說屬于那種讓你愿意在情感上去接近的。我覺得蔣老師的小說里面,有一種特別妙的東西,我不知道該怎么說,你明明知道他活該,但是你又會同情他,因為她把那個活該的東西真的做到了極致,捧上了神壇,你又開始同情他,就是這樣的。我這個話都跟她本人說過。

但是我覺得我爸爸的作品里面,尤其是長篇作品中,他要寫一個歷史年代。我爸覺得一個文人必須去講國家的命運,去書寫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的命運。我覺得這個是他對自己職業生命的理解,我并不完全贊同,但是我很尊重。他在這個動因的驅使之下,我認為他也確實做到了。而且我用大白話來說,我覺得李銳老師的東西寫得真的不臟,這個是我覺得特別棒的一件事,特別干凈。

中國作家網記者:你覺得自己的寫作跟你父母那代人最大的區別是什么?

笛安:與我同齡的作者不總是想著我們這一代人是怎么樣的;我外婆外公那一代,他們也不天天想著他們這一代人,他們從更久遠的一個時代過來,那個時候的中國很動蕩,每個人的個體經驗差別就更大,誰在表達“我們”這一代人?但是我爸媽他們那一代人的境遇太特別了。

中國作家網記者:你覺得他們寫作的時候有“時代代言人”的自覺意識?

笛安:對,我覺得有。就是“我”在講我們這一代人,因為那代人境遇特別特殊。

中國作家網記者:那和“90后”作家相比呢,你覺得整體上有很大的不同嗎?

笛安:我覺得沒有。沒有和父輩的差異這種層面上的不同。我們關注的東西肯定會有不一樣,因為寫小說這個工作本身對個性的要求是很高的,我覺得有這些不同是很正常的。但以我現在的閱讀經驗而言,還沒有那種讓我覺得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中國作家網記者:你會在家里跟父母經常交流彼此的作品嗎?

笛安:其實大多數父母跟孩子的交流機會沒有那么的多。交流肯定會有。比如說,我爸看完《景恒街》跟我說,能不能讓這個男主角死掉?是不是他上了點年紀的緣故,我不確定,他以前不會這樣的。我說這就過了,為什么要讓他死掉?他說:“我覺得應該死掉,我其實挺喜歡這個人物,我對他個人沒有偏見,但是我覺得好像讓他死掉更合適。”

我們會有這種討論,但是大多數時候,肯定都是父母跟孩子之間那種生活的交流比較多。我現在又有小孩了,那就是外公外婆跟小孩媽媽之間的那種常見的討論與爭執,都會發生。

中國作家網記者:你會羨慕他們所經歷過的文學年代嗎?

笛安:我以前不羨慕,覺得沒什么好羨慕的。因為我印象里,小的時候,在我們太原,在我的童年時代,整個當時的生活,它是一種普遍的匱乏,商店里的東西就是那幾樣,你隔幾個月再看,還是那幾樣,有什么好羨慕的呢?

不過現在我是挺羨慕的,80年代是值得羨慕的。尤其你想一想,你看過這個人的小說,那個人其實也看過你的小說,但你們從來沒有謀過面,兩個人一見面就可以去喝酒,這個事情其實很浪漫。

中國作家網記者:確實,是寫作者的那種幸福。

笛安:對,但我覺得現在它很難重現了。

中國作家網記者:那你覺得作為一個寫作者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笛安:我小時候其實是一個挺自卑的人,每個人的青春期或多或少都會有這樣的問題,這個不奇怪,我覺得人群里可能只有極少數的人,能非常愉快地度過青春期。后來當我發現可以寫小說,又逐漸變成了一個職業作家,在這條路上,開始一步一步向前走,然后慢慢的開始擁有讀者,開始有人在期待我的作品,我覺得這個事情從內心深處讓我感到幸福,它也改變了我這個人。它讓我覺得,至少有一個讓我能夠非常驕傲的東西在,而這個驕傲其實難以復制。到今天為止,我甚至沒那么在乎看我的小說的人有多少,我甚至不太在乎他覺得我有沒有才華,你說有就有,你說沒有就沒有,你說了算。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你內心堅定的東西會越來越加固。

文學經典:理解人性,看見世界

中國作家網記者:現在很多家長和學習都特別注重孩子的“經典閱讀”,你的閱讀和寫作都比較早,有什么能跟大家分享的經驗嗎?

笛安:這個真的是因人而異,每個人被一部文學作品觸動的點是不一樣的。我有一個朋友,他說了一句讓我特別感動的話,他說第一次看《悲慘世界》,是在小學五六年級,看完以后,他決定還是應該成為一個高尚的人。我多說兩句,我其實覺得《悲慘世界》適合比較低齡的讀者看,我不是說雨果幼稚,我的意思是說它確實能夠感動年輕人。而我,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我真正覺得整個世界觀被一部文學作品動搖的是《雙城記》。它真的是直接把你以前建立的那種東西,用一種非常劇烈的方式改變了,就像地殼運動一樣。

中國作家網記者:能展開說一下嗎,《雙城記》對你的影響。

笛安:男主角最后替那個長得特別像他的人去死,他說我所做的是我做過的最好、最最好的事情,我即將得到的也是最安詳、最最安詳的休息。因為在小時候,你看任何一個作品,你還是想去判斷好人、壞人是誰,因為這個比較容易,對于兒童來講需要這個。對于我來說,真正把這個好人壞人的標準掀翻了的就是《雙城記》。那本小說里,當然有從頭好到尾的人,也有從頭壞到尾的人,但是很少,那個小說里大部分的人物都挺難簡單評判的,一直好的人,為什么突然間那么殘忍;一個一直壞的人,在某些時候,你好像覺得他有光輝在,他也不是完全的壞,就是特別的復雜。《雙城記》給我展示了人性的復雜,而這個是我認為可能人在年輕的時候應該從文學作品里去獲取的。

像我那個熱愛《悲慘世界》的朋友,他就跟我完全不一樣,但是他那句話我印象深刻——“我決定我還是應該成為一個高尚的人。”我覺得這就是經典文學作品的力量所在,它會給你展現一種精神層面上特別美的東西,它帶著你爬山一樣,到一個比較高的地方,然后再去看人的精神層面,能看到非常美的東西。我們被不同的人帶著爬山,他被雨果帶著爬山,他看到的東西和狄更斯帶著我爬山看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經典文學作品給人的影響應該一直存在,就是去理解人性的復雜。我們不用說的那么高深,就是你、你爸、你媽、你的朋友,這些親近的人,絕對是有你沒有見過的那一面,好的文學作品是可以帶著人去理解這種多重性的。

中國作家網記者:因為你有留學法國的經歷,受法國文學影響大嗎?

笛安:這個問題好多人問過我。其實我個人對法國文學的觀感挺一般的,我覺得有,有過一兩個可能挺重大的法國的作家,但都是20世紀后的,19世紀的法國文學,雖然我也看過一些,但總體來說,19世紀文學我更喜歡俄羅斯。加繆對我來說有影響,但是他對我的影響不在寫作這個層面,而是在人生這個層面。

中國作家網記者:像是人生的一種啟悟?不是那種特別顯在的?怎么和寫作的影響分得清呢?

笛安:就是你覺得遠處有一個理解你的人,這是當時看《局外人》的時候,一個很直觀的感覺。我當時19歲,《局外人》這本書是老師讓我們看的,而且要分析《局外人》最后一段。其實整部作品中,加繆的語言特別粗礪,前面用的是非常短的句子,而且是非常口語化的語態,突然在男主角第二天要上絞刑架的時候,就是最后那一段,語言變得柔情似水,整個語態都不一樣了,終于特別像一個文學作品的那種記敘。那個時候你會特別的感動,只把它念出來,都不用去想它的內容,你就只聽他那個聲音就覺得特別的感動。

那個時候我為什么特別喜歡這個作品?我會覺得,那個被當成是一個冷血動物推上絞刑架的人就是我。你看,即使是這樣,寫作的這個作者他是理解你的,你會覺得在遠處有一個人他能理解你。

中國作家網記者:這就好比羅伯特?麥基在談論劇本時候說的,寫作者要愛你創作出來的人物,包括反面人物。共鳴,移情,仍舊是我們親近經典的重要原因。

笛安:少年時代讀過的經典,在十幾歲、在青春期這種關鍵的年齡,會給你提供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看世界的視角。對我的影響蠻深遠的作家,他們其實有一個共性,就是我讀完他們的書之后,就開始相信我以前相信的一些事情是對的,也許我在周圍的人群里找不到共鳴,但是這些大師的作品,給了我一個特別直接的鼓勵。

(采訪:中國作家網記者劉秀娟 整理:馬媛慧 采訪時間:2019年8月13日 地點:國貿商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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