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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疫情中的知識與記憶

來源:澎湃新聞 | 楊慶峰  2020年02月21日16:32

2019年底,中國在迎接春節的同時也遭受了新型冠狀病毒的突襲,2020年1月30日,WHO宣布新冠狀病毒的襲擊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此次事件已經從地方性事件演變為全球性事件。根據2月20日的數據統計,全球累計確證75753例,亞洲、歐洲、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等都出現了確證病例。為了更好地了解歷史上如何對抗災難,很多學者回顧了病毒與人類社會的歷史、文學和藝術文本。歷史文本作品很好地記錄和總結了過去對災難演變、治理機制和復雜人性;而文學與藝術文本則通過小說、影視呈現了人類面對災難來臨的恐慌變化。但是,各類文本終歸還是充滿了虛擬和想象。尤其是文學作品突出了災難和人類面臨的恐慌,最后通過英雄出場拯救了世界。今天讀這些文本遠不同于在一個平凡的日子里讀它的感受。如今現實讓我們變成了文本中的主角。我們在疫情之中,閱讀著表達災難的文本。

面對病毒侵襲,人類的情感會經歷多次變化:漠視、如臨大敵、恐慌、抗爭、希望。2019年12月中旬,發生在武漢的零星病例并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很快,由于疫情變化太快,中國發布抗疫指令,全國上下行動起來,將病毒看作最危險的敵人,打響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畢竟,這是關乎到生命的關鍵。保衛人類生命、保護人類自身是生命倫理的首要原則。在病毒的迅猛來襲和各種消息滿天飛的情況下,個體的恐慌不可避免地發生……我們已經從搶購口罩、雙黃連中看到這種跡象。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面前,專業一線醫療人員沖在了第一線。無論如何,人們都希望以及能夠打贏這場戰爭。但是從根本上來說,這場戰爭沒有一個最后的贏家。人與自然是矛盾的統一體,此消彼長。對于人類而言,自然的發怒對于人類而言都是特定意義上的災難,但又會留給我們特定的東西。正如《鼠疫》作者加繆提到的,知識、記憶是則我們災難留給人們的兩樣重要東西。

從知識角度看,我們需要最快地獲取到確定的知識,以便為人類抗爭提供必要的知識。我們能夠通過認識病毒而獲得新冠病毒感染的病原學、流行病學、發病機制、疾病防治等科學知識。此外,還有各類與重大疫情與公共危機的認知、應對以及治理機制相關的社會科學知識也會不斷地被生產出來。在這場抗爭新冠狀病毒的斗爭中,科研人員無疑意識到了這一點,通過數據研究發表了多篇論文。根據Nature的一個統計數據,截至到2019年1月30日至少54篇關于新冠狀病毒的研究論文發表,這些論文大多數涉及病毒的病原體及傳播機制。在知識生產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不和諧現象,比如論文發表與疫情控制之間的矛盾。論文數據共享與使用的爭議來自有問題的數據觀,有兩種固有的數據觀需要反思。第一種是數據只是無意義的、素材。但是,數據本與生命意義相關,是生命及其意義的外化物。數據使用前需要遵循必要的倫理原則事實上是對生命本身的尊重。第二種是數據是資源。在這種數據觀的引導下,出現上述爭議就變得可以解釋了。然而,數據不僅是當下的資源,更是留存和重構過去的數據記憶,合倫理地使用這些代表生命個體的數據就變得緊迫起來。

另外,災難也提出了很多與記憶有關的問題。首先從記憶類型角度看,兩種記憶形式會被強化。首先是災難記憶。災難中,個體與國家都面對不同形式的沖擊。對于個體而言,自身遭受到的痛苦以及感受到周圍情況導致的心理創傷會演變為創傷記憶;對于國家來說,當災難過去,整個事件以災難記憶的形式演變為集體記憶的一個部分,與其他災難記憶融合在一起內化為國家社會記憶的一部分。其次從記憶數據化角度看,記憶以數字、數據的方式永遠存在于虛擬空間。通過自媒體、網絡我們看到各類數據信息飛速流動,超過10萬+的帖子層出不窮。各種數據文本都是某種民間情緒的數字表達。這些文本滯留在網上,被存儲在云端,可能今后難以找尋,卻可以在理論上永遠存在。這讓不同的主體會陷入到希望遺忘與被永遠記住的矛盾中。再者從記憶效果看,記憶強化會成為不可忽視的方面。根據一般記憶理論,伴有強烈情感的事件會記得更牢。災難無疑是最典型的一個形式,災難產生的各類情緒會強化記憶本身。災難引發了明顯的個體恐慌,其結果是讓災難記憶變得更加牢固,甚至某些傷害細節會嚴重影響個體的健康心理和社會穩定。這種伴隨恐慌情緒的記憶行為需要成為日后撫平的關鍵。最后,從記憶倫理角度看,需要我們思考什么會被記住和遺忘。災難過后,我們該記住什么?不能遺忘什么?將什么樣的事件、將什么樣的人物作為未來記憶的對象呈現出來,這將成為記憶倫理需要思考的問題。那些逝去的個體生命、那些奮戰的身影應該被記住。那些不應該被遺忘的,則應該以反思對象的形式成為理性批判的對象。

不過,上述通過災難獲得的兩樣東西可能在哲學家的理性面前顯得有些脆弱。黑格爾在《歷史哲學演講錄》指出,人類從歷史和經驗中學到的東西,就是人類從來不會學到什么。但是,換個角度看或許我們會得到更多的東西。對他的觀念深入分析就會發現,人們學到的絕非過去事物的復制性知識,而是有助于我們理解自身生命的知識和記憶。就知識內容而言,我們獲得的知識需要加以區分。那種針對病毒進行的研究而得的經驗知識,應該使得我們有效地對抗疾病,而并非成為某種炫耀的產物,從美好愿望的角度出發,我們不希望這種知識再次被啟用;那種基于病毒防范和治理而得的實踐知識形成的制度建設、直報系統在面對新危機時可以做到遷移性應用。就知識生產而言,有一些新的問題需要面對,知識生產過程中的數據倫理爭議使得知識倫理可能會成為新的問題。另外就記憶而言,我們會遭遇必然的遺忘。集體記憶的消退是必然的卻常常被忽略。當我們遭遇到重大事件沖擊的時候,這種記憶傷痕會隨著時間流逝和其他外界因素影響而逐漸消失。克里斯汀·卡恩迪亞(Cristian Candia)已經從交流記憶和文化記憶兩個角度揭示了集體記憶衰退的機制(《集體記憶和注意力的普遍衰退》,2018)。從記住什么的角度而言,是這樣的。任何一個經驗性的記憶內容總會被新的記憶內容干擾、取代,舊的事件也會隨著時間流逝而變得遠去。但是,這又構成了我們自身我們面對過去的不同方式,忠實、改變、對抗、逃避和直面成為眾多可選擇的、面對過去的方式。

除了上述知識和記憶,我們還可以重新反思快速生活的問題和生命自身的意義。此次病毒疫情讓我們能夠反思快節奏的城市生活。從目前數據看,特大城市成為疫情增長最快的地方。應該說,這也是現代城市快速發展的一個風險后果。在人員、信息、技術高度集中且飛速流動的城市,病毒也是如此快速地傳播。此外,我們通過災難獲得了重新反思生命自身意義的契機。當下由于疫情而產生的隔離是一種我們從未經歷過的生活狀態。這種人為的隔離根本上是為了對抗疫情,讓疫情傳染風險降至最小。剛開始很多人對隔離也有著不同的看法,但是,在一定意義上,隔離能夠讓我們原有生活節奏加上休止符,獲得一個時間和空間來認識生命構成,重新認識到與家人、他者相處的意義。正如《鼠疫》里面描寫的,從前在母親身邊生活的兒子很少注視過她,如今他們在勾起他們回想聯翩的母親臉上的皺紋里卻注入了他們全部的關切和悔恨。借助這一中斷,我們獲得的是重新領悟生命意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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