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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拉馬戈《失明癥漫記》:疫情視野下的痛與愛

來源:文藝報 | 呂婷婷  2020年02月21日08:47

在極端情況下,人性會呈現出何種姿態?針對這一問題,無數虛構作品利用末世設定,試圖作答,其中包括1995年出版的葡萄牙語小說《失明癥漫記》。書中描繪了一場蔓延全城的失明癥。面對時疫,人們褪去理性與文明的遮羞布,逐漸為動物本能主導。小說中的醫生也感慨:“可能只有在盲人的世界里,事物才能還原成其本來的樣子。”

作者若澤·薩拉馬戈是當代葡萄牙著名作家,是一名堅定的共產黨員、無神論者,當過技工、文員、編輯。1995年,薩拉馬戈獲葡萄牙語文學最高殊榮——卡蒙斯文學獎。1998年,又獲諾貝爾文學獎。在這些經歷及身份背后,他卻自我定位為“論文家”,一個通過寫小說論述觀點的“論文家”。他的作品表現出文學性和思想性的高度統一,以寓言為皮,戲仿歷史,虛構現實。他總是以尖銳的筆觸,抨擊具體的政治、社會問題,拷問人性的本質。他也在訪談中戲稱,其寫作目的之一就是攪擾讀者,使其不得安寧。

這一文學主張也在《失明癥漫記》中得到踐行。不少評論稱書中人性最卑劣的部分在薩拉馬戈的筆下展露無遺,叫人不忍卒讀。故事從一個等待紅綠燈的司機開始,他突然失去視力,“好像在濃霧里,好像掉進了牛奶海里”。該癥狀通過人與人的接觸迅速傳播。在現有醫療知識無法控制疫情的情況下,當局立馬采取行動,四處征用廢棄建筑,隔離患者及疑似感染者。然而,營內環境惡劣,物質資源缺乏,加之視力障礙,人們連日常生活起居都難以料理。隨著隔離人數的日益增多,衛生問題惡化,隨地排泄已成常事。所謂文明的法則,在骯臟、混亂的境遇中逐漸消解。負責看守的士兵也對患者缺乏基本尊重。他們不時對這些人隨意射殺,甚至有人提出要采取對待患上狂犬病的牲畜那樣,將他們全部處死。除卻外患,更有內憂。營內在無人監管的情況下,回到霍布斯式的弱肉強勢的社會。投機者攜帶槍支進入。他們壟斷食物,要求各個屋室上繳財物、女人服淫役,與之交換物資。

像動物一樣活著

桑塔格在《作為隱喻的疾病》中指出,疾病對人而言,比性命之虞更可怕的是“去人格化”。單純死于病痛無損為人的體面,而天花、霍亂等扭曲人面部或軀體樣貌的疾病,才是人們真正恐懼的對象。薩拉馬戈正是利用疾病,竭盡所能地摧毀文明所珍視的體面,逼人審視人性的本來面目,即原始的動物本能。他在書中多次直接將盲人形容成動物:“這么多盲人往那邊走,像一群羊進屠宰場一樣,照常咩咩地叫,當然,還要相互擁擠,這是它們一成不變的生活方式,皮毛蹭著皮毛,相互聞著呵氣和氣味。”“屋里傳出喊叫聲,笑聲和馬一樣的嘶叫聲。”這種從人到獸的嬗變正是薩拉馬戈對開頭問題的簡易答復。

人體和環境衛生條件的惡化,成為文明人向動物性墮落的最初表征。文中著重描述了醫生一次排泄的經歷:“中途兩次走錯了路,大便越來越難以憋住,心中焦急萬分,就在刻不容緩的緊急關頭,他終于能褪下褲子,蹲在土耳其式的便坑上。惡臭氣味令人窒息。他覺得踩在一攤黏糊糊的東西上面,不知什么人沒有找準廁所的大便坑,或者不顧什么體面不體面,隨地大便了。”醫生等一行人剛在檢疫營安頓下來,首先意識到的便是衛生問題。此時,為人的恥感尚存,盲人自發排隊,摸索著尋找廁所排泄。隨著時間流逝,檢疫營的衛生環境日益惡化,糞便、污穢成為生活中的日常圖景。相比開頭得知自己失明表現出的鎮定,醫生因為清潔的喪失徹底崩潰,甚至失聲痛哭。他想象不到自己多么骯臟不堪,也想象不到周圍環境多么令人作嘔。眼前一片白茫,只是這白色的光線,似乎也散發著惡臭。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滿》的中寫道,衛生在文明的要求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對我們而言,任何骯臟都是與文明不相容的。我們也把清潔的要求延伸到人的身體。”失明帶來的無措、物資匱乏、環境惡化已然徹底摧毀了人的羞恥之心。人不再自我要求,放棄體面,隨意排泄。“人變成野獸有許多辦法,他想,而這是人變獸的頭一個。”

外部整潔的喪失是文明社會裂開的第一道縫隙,隨之,建立于抽象理性之上的道德秩序,在無人看管、生存堪憂的條件下,也土崩瓦解。盲人為了獲取食物,可以踏著同伴的鮮血前行。“短短時間里天井就變得空空蕩蕩,只剩下大片血跡和血跡旁邊那一小片溢出的白色牛奶,此外便是紅色的或潮濕凌亂的腳印。”因為無睹,血液、暴力都不再能激起人們絲毫的同情和憐憫。這使得人進一步向動物轉變。饑餓、寒冷和性欲等身體欲求變成了行為的主要動力。在生存的要求下,檢疫營迎來了叢林法則的回歸。

一幫歹徒擁護攜帶槍支入內的投機者為首領,依靠暴力在營內建立起強權統治。他們壟斷食物等物資,重新分配,要求各個屋室上繳財物與之交換。之后更是恬不知恥地提出讓女人服淫役換取食物。“一個星期以后,盲人歹徒們傳來口信,說他們要女人。話說得就這樣簡單,給我們送女人來。”為了生存,大家再次放下尊嚴,用身體滿足他人身體的欲望,換取物資再反向滿足自身最基本的欲求。“女人們無一例外,都在喊叫,毆打聲、打耳光的聲音和命令聲響成一片……”薩拉馬戈用極其冷酷的筆調記錄了歹徒的暴行。這些惡劣行徑,都化為留在女性身體上的印記。“她把死者抱起來,死者的身體像是突然散了架,雙腿間血跡斑斑,腹部青一塊紫一塊,可憐的乳房露在外面,一個肩膀上還有被瘋狂地咬出的牙印。這是我自己的身體的寫照,她想。”每個人都為了生存竭盡全力,在污穢和屈辱中茍且。一個自愿供匪徒發泄性欲的女人,在面對丈夫的勸阻時,回復說:“你體面不體面全在你自己,從現在開始你不要吃飯好了。”活著才是本能,就算是像動物一樣活著。

權威的壓迫

檢疫營中悲劇的發生,不僅揭示了人性的陰暗面,更對外界權威的壓迫發出無聲的控訴。在我們為人性的卑劣感到悲嘆時,請不要忘記,他們是被現代文明拋棄的犧牲品。政府將他們強行隔離,并派遣士兵暴力看管,不加援助,才使其淪落至此。

在《失明癥漫記》中,從始至終,政府沒有以某一具體的形象出現,只是通過擴音器和盲人們進行著可笑的溝通。它不斷強調政府對強制隔離的舉措表示遺憾,但這是危機狀態下的無奈之舉。希望“所有公民表現出愛國之心,與政府配合……政府完全意識到所負的責任,也希望這一通知的受眾都是守法的公民,同樣擔負起應負的責任,拋棄一切個人考慮,認為你們被隔離是一種支援全國其他人的行動。”隨后頒布了15條訓令,呼吁民眾遵守規定,自發組建起互助小團體,與政府及全國人民共渡難關。

政府開篇明義,反復聲稱為了公眾利益,才制訂隔離政策,盡到了政府應盡的責任。然而在現實中,政府派遣軍隊看管患者,除卻每日提供最為基本的物資,不管不顧,任其自生自滅。好似患病的事實,清除了病患身為人和公民的基本屬性。政府在變相拋棄公民,單方面撕毀社會契約的情況下,卻希冀盲人們可以考慮團體利益,自我犧牲,維持營內秩序。這種說法,無論作為政府失職開脫,還是單純對人性的信仰,都顯得羸弱無力,不足以讓人信服。該通報每日循環播放,此等惺惺作態,不知落在眾人耳中,是否會比他們突發失明的事實更為荒誕?

負責看守盲人的軍隊,看似是理性意志的執行工具,卻表現出對疾病的極度恐懼。為了防止自身不受侵害,這群士兵被刻畫成一群漫畫式的人物,他們頭腦簡單,冷酷無情,對盲人毫無悲憫之心,又或是在他們看來,盲人根本不是他們的同類。蘇珊·桑塔格認為,疾病在現代社會中很少單純以其本來的面貌出現。“任何一種病因不明、醫治無效的重疾,都充滿著意義。首先,內心最深處所恐懼的各種東西(腐敗、腐化、污染、反常、虛弱)全都與疾病畫上了等號。疾病本身變成了隱喻。其次,藉疾病之名(這就是說,把疾病當作隱喻使用),這種恐懼被移置到其他事務上。疾病于是變成了形容詞。”這種移置使得盲人們被當作異類,具有強大的破壞性和污染性。

“他又朝大門方向看了看,緊張地等著看還有什么動靜。這時候,在兩根豎著的鐵欄桿之間慢慢出現了一張幽靈似的白臉。是盲人的臉。士兵嚇得血液都凝固了,正是由于害怕,他舉槍瞄準,對著那幽靈射出一排子彈。”

“然后,想起了接到的嚴格命令,大聲喊道,給我后退,它會傳染。士兵們膽戰心驚地向后退去,但眼睛還盯著那攤血沿著人行道的小石子之間的隙縫流動。”

由此可見,士兵的強力背后是恐懼,對死亡的恐懼,對非理性事物的恐懼。為了自保,他們一致同意,最明智的解決方式就是將盲人禁錮起來,不讓瘟疫危及到他們。對此,軍隊表現出無情的高效,并對這種高效沾沾自喜。

你認為那家伙死了嗎,上士問;肯定死了,一排子彈正打在他臉上,士兵回答說,現在因為出色地表演了他的好槍法暗自高興。

面對突然出現的危險,兩個在外面臺階平臺上等著的護衛士兵反應敏捷,堪稱楷模。只有上帝知道他們如何控制住心中無可指責的恐懼,沖到門檻上,舉槍掃射,把子彈打了個凈光。

當有人控訴他們違背人道主義,上士更是毫不避諱地反駁:“何必假惺惺地考慮什么人道主義。”“上士還說,最好讓他們餓死,蟲子死后,毒汁也就完了。”這些話語也展現了薩拉馬戈對人性的悲觀態度。在自我保護的要求下,所謂的人道主義不過是虛偽的假仁假義。

愛與互助

幸而,薩拉馬戈在小說中仍保留了一絲共生的可能。在極端的生存條件下,人們被迫團結在一起,互相支撐,彼此慰藉。正如那些女人在經受凌辱回屋途中,自發地拉起了手:“女人們什么也聽不見,什么也看不見,什么話也不說,跌跌撞撞地往前挪,只想拉住前邊那個人的手,而不是像來的時候那樣扶著前邊那個人的肩膀,可以肯定,她們當中誰也不能回答這樣的問題,你們為什么手拉著手呢,這個問題本身就不該問,對于有些動作,并不總能輕而易舉地解釋,有時甚至費盡心機也解釋不清。”醫生妻子作為書中唯一的明眼人,也自愿擔負起幫助同伴、引領眾人的責任。因為她的存在,同屋人幸運地保留了為人最后的尊嚴。“她不厭其煩地告訴我們,如果我們不能完全像人一樣生活,那么至少應當盡一切努力不完全像動物一樣生活,她說了一次又一次,甚至宿舍里的其他人把這些既簡單又普通的話當成了座右銘,當成了警句,當成了學說,當成了生活規則。”最后也正是在醫生妻子的帶領下,同屋人凝聚在一起,在互助中求生。他們通過清潔、閱讀等手段,試圖恢復昔日的秩序,最終一同走出白色的黑蒙。

這恰恰與小說開頭形成鮮明對比。在瘟疫到來之前,人與人之間保持著禮貌而克制的疏離。薩拉馬戈也有意隱去人物的名字,以身份、職業、外貌、性格、經歷等特點指代,如“眼戴黑眼罩的老人,一個由大概是他的母親的女人陪著來的斜眼小男孩,一個戴墨鏡的年輕姑娘”。這種簡化象征著在日常相處中,現代人無需“姓名”這種私人化的交往信息。薩拉馬戈在199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辭中也指出了這種隔閡與疏遠:“抵達火星遠比靠近我們的同類更容易。”

開篇的箴言書有這樣一句話:“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見,如果你能看見,就要仔細觀察。” 借助失明癥,薩拉馬戈創造出一個可以取而代之的“現實”,讓人們睜開眼去看,讓人們懂得如何去“看”。小說中不乏對人性灰暗、制度冷漠等現實問題的復刻,但結局也預示著,以愛與互助為代表的公社精神,可能是人面對災難的唯一共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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