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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多講“共通點”,而不是“不同點” ——專訪中國跨文化交際研究會上海分會會長陸建非

來源:解放日報 | 夏斌  2020年02月21日07:33

陸建非英語語言文學教授,曾任上海師范大學黨委書記,現為中國跨文化交際研究會上海分會會長、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副會長、上海市歐美同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留美分會會長、世界運河歷史文化城市合作組織特聘專家等。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連日來,國際社會持續關注新冠肺炎疫情,積極評價中國政府和人民作出的努力。諸如“逆行者”“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等,也成為熱詞。

抗疫熱詞如何準確地翻譯成英語?長期從事跨文化交流研究的陸建非教授,從“微言大義”談起,一步步將思考引向深入。

要有“摳字”“煉字”的意識和能力

解放周末:“逆行者”這樣的熱詞,怎么翻譯比較好?

陸建非:從跨文化交流的角度來看,“逆行者”一詞不能“硬譯”。我關注到國內外英語媒體的一些譯例,如將其翻譯為“不同于平民跑的方向,一頭沖往災害的英雄”,或者“逆向奔跑的最美麗的人”。無一例外,都用了一兩句話來解釋,而不是嚴格對應中文。可見,通過“意譯”才能“達意”。

解放周末:“火神”和“雷神”又該怎樣翻譯?

陸建非:“火神”和“雷神”在中西文化中的淵源、寓意不盡相同。我建議,由漢語拼音譯出為妥,可以更好地彰顯中國速度和中國特色。

海內外媒體在語言切換上的一些差異,反映了不同的歷史傳統、文化背景乃至社會制度、價值觀念。我們在閱讀和傳遞信息時,應當提醒自己:既要知己知彼,也得有“摳字”“煉字”的意識和能力。

解放周末:在外媒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報道中,您會擔心“錯譯”“誤讀”嗎?

陸建非:我感到非常遺憾的是,有些外媒此前對“新型冠狀病毒”的英譯過于草率,甚至帶有歧視和偏見。事實上,始于1976年后又多次暴發的埃博拉病毒、2003年流行的SARS、2012年發現的MERS,都是由世衛組織對病毒引起的疾病予以科學規范命名,而對新發現的病毒命名則由獨立于世衛組織的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來承擔,為的就是力避歧視和誤解。

1985年,英國在本土首次發現瘋牛病毒。有人將其稱之為“英倫瘋牛病毒”,英國政府立馬抗議,英國民眾也很不高興。后來,世衛組織就規范定名為“瘋牛病”,醫學上也稱為牛海綿狀腦病。

任何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不是國家和種族之間的問題,我們共同的敵人是病毒。在跨文化交際中,一定要有意識地避免“科盲”引發的心理恐慌,甚至激發文化沖撞。疫情當頭,“地球村”需要的是集體智慧、共同行動。

翻譯是語言切換的再創作

解放周末:回顧2019年,有機構專門評出“十大翻譯熱詞”,其中包括“不忘初心”。這一具有中國風格和時代印記的詞語,能否得到準確譯介?

陸建非:“2019年十大翻譯熱詞”是由《英語世界》發起評選的。翻譯是兩種語言切換的再創作藝術,見仁見智。如同“一千個讀者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于如何翻譯“不忘初心”,也不乏可圈可點的多個版本。例如,有人建議借用“Stay gold”來強調要像金子一樣,無論環境怎么變化,不改本色。這和一個經典翻譯相類似。2005年,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在斯坦福大學畢業典禮上演講,他送給畢業生一句話“Stay hungry,Stay foolish”,直譯是“保持饑餓,保持愚蠢”,意譯為“求知若饑,虛心若愚”。

在中華大地上,“不忘初心”具有更明確的指向、更重要的意義。據我了解,黨的十九大報告在翻譯時吸納了眾多海外專家的意見,“不忘初心”的英語譯文最終定為“永遠不要忘記你為什么出發”,通俗簡約,達意得體。

解放周末:我們已經進入鼠年。老鼠在中國被賦予具有靈性、生命力旺盛等美好的寓意。西方文化又是怎么看待鼠的?

陸建非:在英語世界,老鼠具有敏捷、機靈和狡猾的喻義,因此便有了“一只老鼠不只有一個巢穴”的諺語。同樣的意象,中文里常用“狡兔三窟”來形容。在中國人眼中,老鼠往往與“小”聯系在一起,因此成語“膽小如鼠”可謂老少皆知。

不過,不同的文化也有“異曲同工”之處。比如,漢語中有“富宅肥鼠”的說法,英語里則有“窮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說。

應該說,英語世界的“厭鼠情結”并不是很強。例如,當講到小人物有時也起大作用時,有句源自《伊索寓言》的英語諺語可直譯為“獅子也有感謝老鼠的時候”或者“獅子也有依賴耗子的時候”。所以說,在迪士尼樂園中,米老鼠和獅子王常常同時亮相,這也就不奇怪了。

語言教學實質上是人文素養的教育

解放周末:在您看來,好的譯者應該具備什么素質?

陸建非:從研究的角度來看,翻譯應該說沒有“標準版本”。很多作品主要靠譯者的理解,實現所謂的飛躍和抵達。這是陸谷孫先生的講法。譯者要飛躍起來尋找著陸點,覺得哪個著陸點適合了,那就可以降落抵達了。

高質量的翻譯更多的是一種半創作能力,基本要求是“信達雅”,要忠實原文、措辭典雅、表達流暢。這對譯者的綜合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我覺得,譯者首先得是個雜家,要有閱歷。這個閱歷包括生活和閱讀兩個方面,要善于跨界理解,擅長思維方式的切換。

對母語的虔誠至關重要,掌握程度永無止境。一些譯者對英語能夠鉆進去,但母語的表達實在是功力不夠。我的看法是,萬萬不能以犧牲母語為代價去一知半解地學習英語,更不要盲目地推崇英語。

解放周末:在當代中國,英語特別是英語教育的地位是不是過于拔高了?

陸建非:作為國際通用語言,越是全球化,英語的地位應該說越不會削弱。對英語課程的評價,我們應該避免情緒化的抱怨、宣泄和誤判。學習英語確實推動了中國融入世界的進程,不應該過多地人為干擾英語課程的發展規律。面向未來,應當提倡一種以母語為主導、英語相伴相陪的教育氛圍。

解放周末:當前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低幼兒童學英語的現象,這會不會影響母語的傳承?

陸建非:從心理學、腦科學的角度來看,在正式發育之前學習外語都不算太晚。這里面有一個重要的生理概念,叫布羅卡斯區。

研究顯示,人在3歲至12歲間學習語言的時候,會直接把相關詞語存入腦子里一個叫布羅卡斯的區域,這個區域專門負責語言功能。12歲之后學習的話,這個語言的信息就無法直接儲存到布羅卡斯區,而只能來到記憶區。記憶區和布羅卡斯區要打通連接,相對來說是比較困難的。因此,3歲至12歲是學習語言的最佳時期,可稱之為黃金時段。在西方世界,拉丁語盛行的時候,一些國家會把學習外語當作青春期的標志性儀式。

青春期之前的小孩,既能接受多種語言,也容易自如切換。我到外國訪問,印象較為深刻的一個國家是盧森堡。盧森堡位于歐洲西北部,是重要的國際金融市場。那里的孩子會說盧森堡語、法語、德語、英語,而且切換時不會發生混亂,恰恰證明了這個理論。

總的來看,語言是思維的方式、交際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載體。任何類別的語言教學實質上是人文素養的教育,其魅力在于引導人們向真、向善、向美,使學習者“習得”而非“死記”,進而漸漸地敏于觀察、善于思考、樂于交際。

多元文化生態既是現實也是趨勢

解放周末:在跨文化交流中,除了提升外語能力,還要注意什么?

陸建非:前一段時間,我連續三天參加了一個中小學生英語五項大賽。哪五項技能呢?寫作、面試、主持、演講和辯論。

評審中,我注意到不少學生是在背誦,而沒有“講”,也沒有得體地“演”。演講和一般的閑聊是不一樣的,它要和觀眾有眼神的交流,要輔以恰當、自如的身體語言,這才回到了語言溝通、文化交流的本質。

英語中有一個詞叫“communication”,意思是交流、交際。我經常問學生,交通銀行為什么翻譯成“Bank of Communications”。“Communication”后面加“s”(表示復數)是很少的,一般人會以為這個翻譯是錯的。交通銀行在歷史上確實與“交通”(transportation)有點關聯,今日沿用“communication”并加上“s”更多的是表明交流是雙向、多向的。事實上,“交通”在漢語詞典中的釋義,除了“各種運輸和郵電事業的總稱”之外,也有交流、溝通的意思。

解放周末:上海是改革開放的前沿、對外交流的重鎮。作為資深的跨文化交流專家,您會怎樣對外介紹自己生活、工作的這座城市?

陸建非:上海曾被視為“冒險家的樂園”“不夜城”。近年來,有年輕人將上海稱為“魔都”。類似名稱,有的被歷史逐漸淘汰了,有的仍需時間檢驗。有些游客還把上海叫作“東方明珠”,這又容易與“東方之珠”相混淆。

幾年前,我曾呼吁上海可對外推介“先鋒之城”的招牌。“先鋒之城”表現在敢于領先、敢于率先、敢于爭先。歷史上,黃道婆將紡織技術從海南黎族百姓手上傳授給松江府烏泥涇民眾,使原本瀕臨海岸、堿土遍地的小鎮成為重要的棉花種植區,從此“衣被天下”。近代以來,上海更是創造許多“第一”。最知名的,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二戰時期,上海接納眾多猶太人,獲得了全世界的贊譽。

“先鋒之城”并不意味著上海城市發展的每一個方面都是首位,但打造知識創新中心、創意設計中心、文化多元中心和智慧生活中心顯然是題中應有之義。

同時,上海從來就是一個移民城市,多元文化生態既是現實也是趨勢。面向世界,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提升對其他文化的認知程度和對文化差異的接受程度,集聚更多世界一流人才為上海建設國際大都市貢獻智慧和才能。

閱讀使人充實,寫作使人精確

解放周末:上世紀80年代,您公派赴美國深造。初識美國,有什么令人難忘的印象?

陸建非:1988年,我來到美國紐約大學留學。建于1831年的紐約大學,坐落在繁華的紐約曼哈頓區域,是一所“沒有圍墻”的廣場型大學。學校對留學生沒有特別照顧和優惠政策,對所有人都用同樣的標準、同樣的教學方法。這對我來說,壓力和動力并存。為了一次考試、一個討論、一場演講,有時候會整夜沒法入睡,需要花很多精力去準備。

幾年下來,感觸最深的是美國獨特的教學方法。在國內課堂上,老師可能更多地像指揮官;在紐約大學的課堂上,老師更像“學伴”,注重用各種方式引導、激勵學生或團隊間進行互動和論辯,更看重你有沒有不同意見,有沒有思想,有沒有觀點,能不能表達出來和大家分享。

傳統上,中國文化講求思考,西方文化強調思辨。蘇格拉底也好,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也好,就經常上街找人去論辯。西方人之所以敢講、善講,就是因為他們沿襲了崇尚論辯的傳統。

記得有一位教語法的教授,讓學生每人出四道語法題,然后整合一下,就成了我們的期末考試試卷,其中有一道就選了我出的題目。這種課堂教學模式給了我很大的激勵和十足的動力,也因此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和差距。

會談使人敏捷,閱讀使人充實,寫作使人精確。美國對研究生的培養,還非常注重閱讀與寫作。在紐約大學,大多數作業都沒有選擇題,而是不停地寫短文、隨筆。要寫得準確、得體,而且要快,絕非易事。那時的美國已經使用電動打字機了,寫文章很便捷。漸漸地,我適應了這樣的節奏,愿寫、勤寫、樂寫并持之以恒,英語寫作能力有了飛快提升。同時,經過魔鬼般高強度的閱讀訓練,也逐漸體會到什么是“博能返約,雜能歸粹”。

解放周末:國外一流高校是不是都是“寬進嚴出”?

陸建非:美國的高等教育資源非常豐富,所以能夠做到“寬進”,但它的畢業率和學位授予率是比較嚴格的。在中國,可能90%以上的博士最終都能畢業。如果遲遲畢不了業,學校、社會可能不會怪學生,而是怪導師、怪體制。

美國是倒過來的,義務教育階段沒有什么差學生,只有不稱職的老師。到了大學特別是一流大學,每一個學生要對自己負責,自己選課、自己看書、自己求教,很少有散漫的人。到了博士階段,美國的學位授予率有明確限制,水平不達標的話可能要一直讀下去或者主動放棄。

既要介紹傳統,也要講述現代

解放周末:就您的多年觀察來看,美國人的“中國觀”有什么變化?

陸建非:美國皮尤研究中心作過一項調查,抽取1004名美國成年人,讓他們分別對美國人和中國人的15項性格作出判斷。這15項性格包括勤奮、競爭性、創造力、國家主義、現代、世故、誠實、進取心、貪婪、寬容、傲慢、自私、慷慨、粗魯、暴力。

調查顯示,美國人認為中國人更勤奮、美國人則更富有創造力;在競爭性和國家主義這兩項上基本持平。同時認為,美國人比中國人更現代、更寬容、更有進取心,也更世故、更傲慢、更暴力。

我接觸下來,現在美國年輕人對中國越來越有興趣,但一部分是帶有警惕的興趣。這和上世紀80年代我剛去美國時不太一樣。這基本反映了“守成大國”對“崛起大國”的心態,多少有些忌憚或者說害怕中國的追趕、超越。

這肯定要有一個磨合期、適應期,雙方都要積極調整。我們可以做的是,盡量讓這個適應期不要太激烈、不要太長,并且想辦法突出重圍。

從“走出去”的角度來說,我們既要介紹自己傳統的東西,也要講述我們現代的地方,讓外國人感到中國是跟上世界潮流的,中國人正在變得越來越文明,而且中華民族從來沒有脫離過世界文明發展的長河。關鍵一點:要多講“共通點”,而不是講“不同點”。

例如,比較研究中美兩國的小學語文教材,就可以發現不少互相交融之處。據統計,美國小學語文教材中出現了14次“和而不同”,2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2次“孝敬父母”;在中國,相關教材中涉及“獨立”“包容”“想象力”等內容也比以前多了很多。這就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解放周末:借鑒國外經驗,我們可以怎樣更好地“說明中國”?

陸建非:人們常說美國有“三片”——薯片、大片、芯片。這是一個國家輸出文化、打造品牌、提升影響的典型案例。借鑒這一經驗,當務之急在于處理好以下幾對關系:

第一個是“走出去”與“請進來”的關系。在跨文化交際過程中,必須要有文化自信,要經常“走出去”,讓世界了解和喜愛中國文化。同時,要加大研習力度,把國外優秀文化“請進來”,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大膽吸收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優秀文明成果,使我們的文化更具國際性和現代化色彩,從而更快更好地獲得世界認同。

第二個是“傳統”和“當代”的關系。談到中國文化,很多人都會強調“5000年悠久的歷史文明”。實際上,很多當代的中國學者、文學家、藝術家也是出類拔萃的。我們不能“言必稱孔子”,總是談論5000年前怎么樣、2000年前如何,而要對中國今天的文化發展給予更多關注和推介。

第三個是“政府”與“民間”的關系。一段時間以來,我們開展較多的是官方主導下的文化交流項目。這容易帶來生硬感和疏離感,甚而會造成場面上很熱鬧、微觀上不走心的情況。從政府的層面來說,應當通過政策法規杠桿等,鼓勵文化企業、機構等走符合國際慣例的市場運作路徑,開展“長流水、不斷線”的文化外交,增強與周邊國家的信任,擴大與西方國家的了解,鞏固與發展中國家的友誼。

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是“了解、理解、善解、諒解”。這是跨文化交流中四個遞進的臺階,目的是實現“順暢、得體、有效、愉悅”的交流和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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