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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華:一本雜志與一個學術時代 ——我所知道的《文藝研究》

來源:文藝研究(微信公眾號) | 孟繁華  2020年02月23日09:24

本文原載于《〈文藝研究〉與我的學術寫作》(金寧主編,文化藝術出版社2019年版)。

1979年,在中國當代文學藝術的歷史上,是意義重大的一年。這一年,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周揚做了題為“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的報告。這個報告發表在《文藝報》1979年第11—12期上。這是改革開放后文學藝術界具有標志性的事件。就在這一年,《收獲》復刊、《劇本》復刊、《星星》復刊、《花城》創刊、《當代》創刊、《清明》創刊、《讀書》創刊、《外國文學評論》創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創刊。同時創刊的還有《文藝研究》。這些后來著名的文學、藝術和研究刊物的創刊,成為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它表明:一個全新的文藝時代到來了。那是一個充滿了希望和無限可能的歲月,是一個充滿了理想和意氣風發的歲月。

《文藝研究》雜志起點很高,從創刊那天起,刊物密切聯系中國文學藝術創作和理論實際,發表了許多高質量的文學藝術理論批評文章。從“撥亂反正”開始,逐漸過渡到構建中國文學理論學術話語,其學術水準一直為學界稱道。四十年來,《文藝研究》堅守其“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為指導,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以推動中國文藝理論建設和文藝創作的繁榮”的宗旨,逐漸將刊物打造成中國當代文學藝術理論研究與批評的重鎮,說它是這一領域最重要的理論學術刊物也當之無愧。四十年來,作為中國學界積極、嚴肅和守正創新的學術刊物,它見證并參與推動了中國文藝理論的發展,團結了國內該領域重要的學者。可以說,幾乎所有的學者都以自己在《文藝研究》發表文章為榮。在我看來,更重要的則是,通過《文藝研究》,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本雜志與一個時代的學術關系。

1979年,我還是一個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從那時起我就是《文藝研究》忠實的讀者,它是我從事文學批評的啟蒙刊物之一。它發表的許多文章,討論的許多重要問題,為我后來從事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甚至在具體的文章寫作方面也讓我受益匪淺。我清楚地記得刊物曾經討論過的問題。比如關于“形象思維”的討論、文藝與政治的討論,特別是80年代關于人道主義的討論,對我理解那個時代的文學藝術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這些文章在改革開放后的文學藝術史上留下了應有的地位。后來馮牧先生在《文藝研究》創刊十周年的時候說,《文藝研究》“始終堅持了在創刊伊始時為自己所確立的方針。它從不曾給人一種在激蕩的社會思潮中惶惑不定和隨波逐流的感覺。它所展開的許多關于藝術理論和創作規律的討論和爭鳴,多是在一種正常的學術氛圍中進行的。這些討論,或則眾議紛紜,或則熱烈和諧,卻大都具有我們所希望的那種平等待人、尊重真理的科學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有相當數量的包括了多種藝術門類的文章,是具有經得起時間檢驗的學術價值的;有些文章,由于歷史條件的影響而帶有難以避免的思想認識上的局限性,卻仍然具有使人獲得啟發和教益的史料價值。那種只有短暫生命的帶有明顯‘運動’色彩的文字,在《文藝研究》上刊登得(的)并不多,這一點也是使人感到欣幸的”(《一個理論刊物應有的品格》,《文藝研究》1989年第4期)。現在,四十年已經過去,我想,馮牧先生的這一評價,仍然適用于今天的《文藝研究》。

四十年來,作為大型文藝理論刊物,一直以相對穩健和嚴謹的姿態面對中國當下的文學藝術問題。20世紀80年代的“觀念搏斗”過去之后,從90年代初到21世紀初,《文藝研究》曾經圍繞著“意識形態與文藝”“當代審美文化論”“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現代性’研究”“美學、文藝學、藝術學學科建設”“藝術與市場經濟”以及“美學研究”等問題,進行了專門的討論。這些討論在深入、具體地介紹西方文藝理論的同時,也逐漸將學者的視野引向了更為廣闊、博大的學術領域。

眾所周知,當代學術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發生了轉型。而在這一過程中,《文藝研究》作為權威學術媒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00年以后,《文藝研究》對西方文化研究理論和方法的介紹、討論等,極大地激發了那個年代文化研究在中國的學術實踐。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05年初,《文藝研究》希望能夠展開對“大眾文化批評”的討論,并安排我和陳劍瀾在當年新創辦的“當代批評”欄目當一期欄目的學術主持。我們在欄目“主持人語”中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文化‘符號’大規模生產和再生產的時代。由于‘符號’攜帶著復雜的意識形態內容,如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等等,因而能夠不斷地改寫我們的經驗。它在制造‘驚奇’的同時,悄然改變、置換著我們熟悉的東西,用難以抵制的方式塑造我們的‘習慣’。從道德或審美的角度來談論這些現象,從精英主義或平民主義立場臧否之,都是相對容易的。而批評的任務在于:它不僅要表明立場,而且必須把對象的細微意義合理地呈現出來。關于我們的意識、經驗、行為在‘符號’的擠壓之下究竟發生了什么,批評活動應當提供一種有效的知識。”(《文藝研究》2005年第3期)欄目總題“大眾文化批評”,發表了賀紹俊、周憲、孫津、張檸四位的文章。這個開頭很好,可惜的是我因各種事務纏身,分身乏術,這個開頭也就是結束。沒有再繼續下去,著實非常可惜和遺憾,但《文藝研究》諸位朋友的友誼和信任,至今仍然鼓舞和感動著我。

說到《文藝研究》取得的成果,不能不提到2009年出版的、由方寧主編的“闡釋與創造·文藝研究書系”。書系收錄了21世紀近十年來在《文藝研究》上發表的重要學術理論文章。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這些文章代表了那個時代中國文學藝術理論研究與批評的水平。書系共三卷:《批評的力量》《理論的聲音》和《學者之鏡》。其中,《批評的力量》收錄了從《文藝研究》自2003年設立的“書評”(“書與批評”)欄目、自2005年設立的“當代批評”欄目中選出的文章。這兩個欄目是刊物的重點欄目,旨在加強當代學術批評的建設。按照方寧的說法,是“舉學界之力重點建設的欄目”,“在學界享有盛譽”。這本書的背景是,《文藝研究》向以“基礎理論研究的重鎮”稱譽學界,但在2003年之后,刊物做了適當的調試,針對學術界某些問題及現狀展開了批評,在學界有良好的反應。有幸的是,我發表在《文藝研究》2008年第2期上的文章《怎樣評價這個時代的文藝批評》,作為頭題入選本書。

建構中國文學理論話語,離不開中國文學創作的經驗。四十年來中國文學理論的發展證實了這一點。當然,我們必須承認,改革開放以來,國門洞開,我們經歷了第二次“西風東漸”。西方文學理論讓我們了解了西方國家在理論上對文學的理解和見識,對發展我們中國的文學理論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現代派文學、先鋒文學以及后現代主義文學,讓我們看到文學創作無限的可能,我們不僅在創作上做了全面的回應和實踐,同時在理論上也做出了相應的總結。創作和理論的巨大發展,極大地推動和豐富了中國當代文學。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經歷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現代派文學、先鋒文學和后現代主義文學的洗禮,沒有向西方文學學習的經歷,中國當代文學是沒有可能發展到今天的狀況的。

但是,幾十年過去之后,中國作家和批評家、理論家發現,如果一味地跟著西方文學及其理論走,中國文學和理論只能成為西方文學的附庸。西方文學理論構建的基礎,來自西方文學的經驗,它可以給我們以啟發甚至靈感。我們曾毫不猶豫地加入了世界的“文學聯合國”,參與了與世界文學的交流和對話。但是,在多元化、多樣化文學創作日益得到尊重和關注的今天,中國文學作為西方的“他者”,作為世界的“地方性”經驗,必須做出我們獨特的表達。也只有做出獨特的表達,中國文學才能在世界文學的總體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證明了這一點。因此,適時地開設“當代批評”欄目并作為重點欄目加以建設,顯示了《文藝研究》的學術眼光和視野。“當代批評”欄目甫一開設,應者云集。充分顯示了刊物的巨大號召力和影響力。我是這個欄目的積極響應者和作者。十多年來,我陸續在這個欄目發表了九篇文章:《九十年代:先鋒文學的終結》(2000年第6期)、《重新發現的鄉村歷史——本世紀初長篇小說中鄉村文化的多重性》(2004年第4期)、《21世紀初長篇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2005年第2期)、《怎樣評價這個時代的文藝批評》(2008年第2期)、《鄉土文學傳統的當代變遷——“農村題材”轉向“新鄉土文學”之后》(2009年第10期)、《文學革命終結之后——近年中篇小說的“中國經驗”與講述方式》(2011年第8期)、《鄉村文明的變異與“50后”的境遇——當下中國文學狀況的一個方面》(2012年第6期)、《建構時期的中國城市文學——當下中國文學狀況的一個方面》(2014年第2期)以及《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國際化語境——以莫言為例》(2015年第4期)。在這九篇文章中,《九十年代:先鋒文學的終結》《怎樣評價這個時代的文藝批評》《建構時期的中國城市文學——當下中國文學狀況的一個方面》《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國際化語境——以莫言為例》等,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建構時期的中國城市文學——當下中國文學狀況的一個方面》被評為“遼寧省哲學社會科學一等獎”。羅列這些事實并不是說自己的研究和文章有多重要,而是說《文藝研究》對我來說是多么重要。

2004年,我和賀紹俊等剛到沈陽師范大學工作,我們自然希望能夠通過和名刊合作,提高我們學科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現在的很多會議都是這樣的“模式”,名刊的號召力遠遠大于大學,哪怕是著名大學。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只能亦步亦趨地學習。我們首先想到的還是《文藝研究》。表達這個想法后,立即得到時任副主編方寧和陳劍瀾、金寧等朋友的全力支持。2004年9月11—13日,由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所、文藝研究雜志社共同主辦的“21世紀:理論建設與批評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沈陽師范大學召開。國內外這一領域的專家、學者五十多人參加了本次研討會。會后國內很多重要媒體均報道了會議的召開和盛況。因此,無論是我個人還是我們學科,與《文藝研究》的友誼、《文藝研究》對我們學科工作的扶持、支持和幫助,都是不能忘記的。每當想起與刊物諸位朋友交往的經歷,很多美好的回憶就會涌上心頭。我甚至可以說,沈陽師范大學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就是從那時開始被學界了解和熟悉的。這份情誼,讓人永遠難忘。

四十年彈指一揮間。《文藝研究》已經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在學界奠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我相信,作為中國學術重鎮的《文藝研究》,在未來的歲月里,一定會取得更輝煌的成就,發表更多有學術見解的文章,培養更多學術上的青年才俊。這正是——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

祝《文藝研究》鵬程萬里!

作者為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北京文藝批評家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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